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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何以由窮轉富?理解中國的歷史轉型尤為重要!

來源:人大重陽網 | 作者:劉守英 | 時間:2019-11-26 | 責編:申罡

編者按:新中國7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取得長足發展,城鄉關系發生革命性躍遷,目前我國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應該從什么維度來理解中國的轉型進程?窮國和富國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未來中國實現轉型的道路應該怎樣走?11月8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劉守英教授做客“人大重陽名家講座”,暢談“理解中國的歷史轉型”。


要點匯總


1. 富國與窮國的區別不在于增速而在于衰退率;


2. 轉型本質在于結構變遷帶來真正鄉村的轉型;


3. 中國鄉村的問題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


4. 城鄉中國關鍵是告別過密農業,實現城鄉互動;


5. 中國要實現轉型,既要開放權利又要防止衰退。


劉守英: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快速成長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已經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邁向小康社會之后的中國經濟,不僅要看經濟增長總量、看經濟結構,還要看經濟耐力和穩健性,看鄉村振興,看城鄉中國如何實現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包容發展、綠色發展。


 


70年來中國已經實現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個歷史轉型過程中,中國轉型的特征、方式、制度安排和績效都呈現出不同于早期發達國家的道路,也不同于戰后發展中國家的路徑。我們的報告是利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中國轉型的獨特性、發展模式的特質以及不同階段工業化、城市化的方式對于產業轉型的影響。在分析70年轉型進程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已經進入“城鄉中國”發展階段,“城鄉中國”的特征既不同于“鄉土中國”,也不同于“城市中國”。公共政策的設計既要擺脫“鄉土中國”的歷史束縛,也要拋開“城市中國”的傳統思維。在城鄉平衡發展的立足點上,促進城市和鄉村的共同繁榮。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應該是推倒隔絕城鄉的體制障礙,實現城鄉之間由“通”到“融”到“合”。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問題的時候,實際上要把它拉長。當我們將改革開放40年拉長來看時,就要找到看中國問題的辦法,所以今天我想講一下中國的轉型。


一、理解轉型的兩個維度


中國轉型大多數的看法是常規的看法,一看增長率,過去超過多少年10%以上的增長率就是“中國奇跡”;二看結構變革,它所用的主要指標是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這基本上是用總量和結構的指標來看整個中國的轉型,要重新思考轉型的兩個維度。


追趕型經濟體長期都以實現加速戰略為導向,而把經濟發展拉長,從整個人類史的角度來看時,就會發現國家和國家、經濟體和經濟體之間的競賽比的是耐力,而非某一個階段有多高的增長率。


衡量轉型的第一個指標不在經濟增長率的高低,而是在于經濟體衰退率的變化。從增長指標分解來看,發達國家并沒有長期保持持續正增長,真正的奧秘在于衰減率下降。從增長的年份來看,窮國正增長率的表現并不差,差就差在衰退率居高不下。由此得出,衰退率和衰退頻率實際上是富國和窮國拉開差距的根本原因。


衰退率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差異,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衰退率跟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的互動環境密切相關。窮國之所以衰退率非常高,實際上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不穩定性更強,政治事件更頻繁發生。


一是看轉型要從關注增長率向關注衰退率轉變。


二是關注結構變遷。結構變遷本身可以使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但是度量轉型的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率,而在結構變遷帶來鄉村變遷的程度。


在世界所有的發達國家結構轉變的過程中,都出現了農業占GDP份額和農業占就業份額一致的下降,即農民跟土地、鄉村的黏度變化之后,農業占GDP份額和農業占就業份額這兩個變化趨同。其背后的內涵是農民跟鄉村、土地的聯動,留下的農民從事更高報酬更有競爭力的農業,因此農業與其他產業間利潤率差別不大。


總之,衡量轉型兩個維度的轉變:一是從過去看增長率轉向看衰退率。其意義在于,由追求高增長、高投資的公共政策,轉向關注政治和經濟的互動以降低衰退率。二是結構變遷本身并不帶來一個社會的真正轉型。轉型的本質不在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率的高低,而在于結構變遷的方式是否真正帶來鄉村的轉型,即農民跟土地、村莊的黏度發生變化。


二、理解結構轉型的現實


(一)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增長績效


看中國長期的經濟績效,過去70年經濟奇跡的核心主要是衰退率的下降。改革開放40年來整個經濟績效和歷史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折騰”,“不折騰”帶來政治和經濟的良性互動,保證整個社會的高度穩定。


由此,對于整個中國過去的解釋,核心不是高增長是低衰退。


(二)轉型中的不同


從結構變遷來看,中國發生了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從鄉土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整個農業氛圍下降,工業氛圍上升。但是,我們有三個指標和國際相比是反常的。一是農民離土的程度小于對農業經濟依賴的程度。二是農民的入城率小于其在城市的經濟活動率。三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 


中國的未來取決于第一個指標能否守得住,即不要發生衰退率,而并非關注增長速度的下降。第二個指標中農民跟土地、鄉村的剝離程度較低,農民和土地、鄉村的松動沒有發生。


三、結構變遷方式與轉型困境


戰后所有發展中國家采取的共同方式都是推動結構變遷,但這些國家都沒能成功實現轉型。所以我提出,整個轉型是否成功也就是鄉村是否納入到整個結構轉型的過程,核心不是取決于結構變遷,而是取決于結構變遷的方式。


(一)農民被綁縛于土地的國家工業化


這種農業發展方式帶來兩個問題:一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停滯。二是農民被綁縛于集體土地的結構轉變。這帶來的結果是什么?鄉村結構的體系性危機,突出表現在以糧為綱導致鄉村產業窄化,破壞了農工、農副互補的結構。農民更加貧困,農業的績效不佳,城鄉斷流。


(二)不離土的鄉村工業化


第二個階段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改革時期。改革的本質是什么?衡量一個改革真假的標準是什么?就是看開放權利的程度,改革的本質是開放權利。


(1)土地制度松解


(2)農民參與鄉村工業化進程


(3)鄉村工業化的特征:分工、分業、不離土


(4)80年代的鄉村修復


80年代為什么農村一片繁榮?除了制度上開放權利以外,非常重要的就是結構修復,也就是允許農業經濟多樣化,允許農民從事副業,給農民更多的自留地。


城鄉關系最好的時期就在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農民收入提高的速度和農業增長的速度都是最快的。但鄉土工業化的方式只在鄉土地區發生,農民不允許進城,農民跟整個土地、村莊的黏度沒有什么改變,因而不是真的轉型。


(三)農一代離土、出村、回村的工業化


從90年代末期開始,整個中國開啟高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農民開始卷入跨地區流動的洪流,城鄉之間大門真正被拱開了,大量的農村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城市。


有別于鄉土工業化時期,這一時期人們開始跨地區離土。支撐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土地制度,我們靠獨特的土地制度來保證工業的低價,支撐中國城市的制造,通過土地的資本化即土地的出讓收入和土地金融化來保持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進程。


第三輪中國本應實現跨地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但由于我們的城市化不落地,城鄉權利不對等,農民盡管離土,但后來又回村,真正的轉型沒有發生。第三次鄉村結構危機來源于結構變遷方式,園區工業化和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推進中國快速的結構轉變,其代價是整個鄉村工業化和城鎮化停滯。中國的鄉村衰而未亡,農業回報低下,鄉村經濟活動單一化,城鄉要素流動單向化。


中國鄉村的真正問題在于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整個結構轉變過程帶來農村有機結構的破壞,沒有認真反思結構轉變的方式,即如何將鄉村也納入到結構轉變的進程。


四、城鄉中國特征


鄉土中國的基本特征是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城鄉中國的特征則是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的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整個結構發生了根本轉變,其標志是農民跟土地和村莊的黏性開始松動。


(一)農民的分化與代際革命


如今農民已經發生根本轉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的高度分化。如今處于城鄉中國階段的農村,農民的分化表現在收入上,純靠農業收入的農村只有10%,20%的農民已經完全不靠農業收入。二是農二代和農一代在政治、經濟、社會特征上出現了代際革命。農二代期望更好地融入城市經濟,體現出很強的入城不回村傾向。


(二)農業產業革命


在中國新一輪的轉型過程中,農業產業正在發生一場革命,這場革命不同于以往的原因在于以下三點:


一是糧食安全的概念發生變化。長期以來糧食安全的概念是糧食自給,“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如果整個糧食安全已變成主糧安全,這就為非主糧生產區域提供很大的空間,實際上為整個中國農業經濟活動的多樣化和獨特化提供機會。


二是對供給的高質量需求。現在食物恩格爾系數只有27%,大家的需求是從數量轉向質量,轉向安全,轉向健康,這種轉變要求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


三是城市對鄉村的需求。原來城市對鄉村的需求就是低價的糧食,現在還包括旅游健康、自然教育、歷史文化等,城市和鄉村兩個板塊互為需要。


整個農業的產業革命實際上是在不斷增加農業的復雜度、獨特性的過程中實現的,因此中國鄉村有沒有革命性的變化,取決于農業能否發生一場產業革命,這就意味著農業在其定義、內涵、功能和發展方式上都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三)村莊演化與鄉村轉型


不同于歐美,亞洲的鄉村有兩個主體,一個是農民,一個是村莊。村莊是一個家庭跟另外一個家庭,農民跟社區、國家發生關系的制度裝置,是一個“開關”。村莊是整個鄉村各種關系的總合,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由于村莊真正的主體是那些衰而未亡的鄉村,但又不能采取大面積鄉村建設的辦法,所以鄉村振興的核心是如何讓這些衰而未亡的鄉村體面起來。如今,鄉村的耕作半徑在擴大,農業的發展方式已經從原來的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農二代與農一代對于鄉村功能的需求不同。因此,中國未來村落的形態會發生非常重大的變化。


(四)城鄉的互動與融合


上一輪城市化以生產要素由農村流向城市為特征,土地、資本、勞動力單向流入城市,最后導致鄉村的衰敗。近幾年鄉村變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資本先下鄉,而非政府先號召去鄉村。資本來到鄉村就是人在變,人變之后想法就變,人變,想法變,業態就開始變,之后整個鄉村產業就開始活起來,城鄉互動就開始發生。


 


五、完成偉大的轉型


目前整個中國所謂的歷史轉型,實際上是指鄉村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已經表現出農民和土地、村莊的松動。這些松動在我看來是最積極的因素,是中國鄉村轉型的標志。


(一)進一步開放與防止衰退率


在未來時期要完成這場偉大轉型,核心有兩條:


一是要繼續總結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40年以來非常了不起的成績就是衰退率的下降,要在減速的同時防止發生衰退,這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


二是整個改革一定要沿著基本的路線開放權利。改革的本質是開放權利,通過開放權利來增加更多人的機會,做大蛋糕,防止衰退。從轉型角度來講,現在最主要的是城市向農村開放,農村向城市開放:


首先,城市要全面開放,要對農二代開放城市的權利,尤其是對農三代開放教育的權利,這是牽涉整個中國的轉型是否會出現斷裂的重要問題。


其次,農村要向城市開放權利,土地問題是很重要的一點。土地向鄉村、農民開放非農經濟的權利,同時向城里人開放使用土地的權利,這樣才能在整個鄉村地區盤活。


最后,權利開放的前提是要實現規劃和沿途管制,所以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進行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使整個鄉村的經濟多樣化,才能使鄉村很多新產業有落腳之地,城里人才會進到鄉村中去。


(二)結構現代化三階段


整個中國社會主義體制的轉型,一直要防范的有三個東西:


一是防體制冒進。我們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定型,意義就在于防止冒進。


二是防結構冒進。不能通過快速的工業化、城市化來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一定要認識到城鄉中國這個形態的長期性。長期的形態是城鄉共處,城鄉平衡,城鄉融合。鄉村只有功能的變化,不會消融。


三是防觀念固化。要真正實現鄉村轉型就要防止觀念固化,鄉村轉型是比城市轉型更難的一件事,因為人很堅固,地很堅固,觀念也很堅固,未來的轉型是要實現鄉村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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